犍为县人民法院

当前重点刑事案件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当前重点刑事案件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寻衅滋事罪——随意殴打他人认定标准

魏旭妍

【摘要】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1月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通知》指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地区都以寻衅滋事罪打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第一枪。其中第1款第1项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构成寻衅滋事罪。2013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执法办案的正确理解与适用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但司法实践中,办理寻衅滋事案件仍存在较多争议,影响罪与非罪以及此罪与彼罪的正确认定。以下结合实务中的典型案例,重点探讨寻衅滋事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随意殴打他人”的内涵

【案例1】黄某某酒后去工地找妻子,妻子不愿意见,黄某某就将停放在公路边的二辆摩托车气门芯拔掉,又到其岳父刘某某与连襟薛某某二人居住的工棚外,踢门外的小狗。又因遭到薛某某辱骂黄某某很生气,捡起钢管砸坏薛某某停在门外的电瓶摩托车。刘某某出来劝阻,黄某某将其推倒在地致其腰部软组织损伤,又持钢管进入工棚内殴打薛某某头部致使薛某某轻伤。

【案例2】陈某某酒后因纠纷与女友查某某发生拉扯。汪某某回家路过时,陈某某以“ 看了他们”为由,持刀威胁汪某某,逼其跪下认错。在遭到汪某某拒绝后,陈某某持刀朝其身上乱捅,致使汪某某轻伤。

【案例3】被告人曾某某得知其父与邻居宋某某、魏某某发生纠纷,便电话邀约被告人李某某、余某某等人前去帮忙。随后,曾某某驾车搭乘被告人罗某某赶往被害人家。途中,曾某某在得知公安机关正在处理该纠纷并已将其父送往医院就医的情况下,仍继续前往。曾某某、罗某某、李某某、余某某来到被害人魏某家中,曾某某、罗某某、李某某三人将被害人魏某及其妻范某某、母亲宋某某打伤后离开现场。经鉴定,魏某、范某、宋某某的损伤程度均为轻微伤。

根据该条解释,笔者认为寻衅滋事罪的随意殴打行为可分为三种类型,即无事生非型、借故生非型和因存在纠纷实施殴打等行为且屡教不改型(有关部门给予批评制止或者处罚后继续实施随意殴打),其中借故生非型不包含被害人故意引发矛盾或对矛盾激化负主要责任的情形。

本条款中的殴打,简言之就是对他人实施有形力,造成他人人身痛苦的行为。与伤害行为略有不同,殴打涵盖了造成轻伤以下的后果——轻微伤。即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涵盖了轻伤和二人以上轻微伤后果。本罪所保护的法益不仅体现了对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也涵盖了个体权益。在明确了此款所要保护的法益后,认定此款犯罪的成立一般需要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寻衅滋事罪中的“随意”如何把握; 第二,寻衅滋事罪的入罪是否需要“流氓动机”; 第三,随意殴打他人的危害结果与相关罪名界限。

(一)寻衅滋事罪中的“随意”标准

“随意”作为殴打他人的状语,在文学表达中并起不到改变语句核心思想的作用,但是当将该词放入刑法条文中,就对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认定起到了决定作用。对随意把握的太宽,就会扩大入罪标准,限制的太死就会使寻衅滋事罪的刑法规制意义减缩。但不可否认的是刑法罪名的认定标准会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而变化。但是我国当前正正处于正追求依法治国,实现司法公正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依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法理念逐渐体现了更多的谦抑性。对于类似于寻衅滋事这样把握不好极有可能沦为口袋条款的罪名,就应当进行严格把握,对于入罪标准更应当严格遵循。而对于“随意”谨慎解释正是体现了上述理念。

“随意殴打”一词最早出现在 1984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在刑法上,流氓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流氓罪行虽然往往使公民的人身或公私财产受到损害,但它的本质特征是公然藐视法纪,以凶残、下流的手段破坏公共秩序,包括破坏公共场所和社会公共生活的序……寻衅滋事,一般是指在公共场所肆意挑衅,无事生非,进行破坏骚扰”。根据该文件规定,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是指“以打人取乐,随意殴打群众”。由此,主观解释论认为,具有流氓动机的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的行为人具有寻求精神刺激、发泄不良情绪、耍威风、取乐等流氓动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公然向社会公德和社会秩序挑战的故意。虽然理论界对于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要素的组成存在较多分歧,但是对该罪第一款中“随意殴打他人”的“随意”之认定是基本一致的,如张明楷教授认为: “当一般人从犯罪人的角度思考,也不能接受犯罪人的殴打行为时,该殴打行为便是随意。”。陈兴良教授认为在此款罪的认定上采用“双重置换原则”,即分别把行为人和被害人均置换成一个社会正常人,一方面看正常人在同样的环境下会不会殴打他人,得出否定结论则可以认定行为人随意,另一方面看如果将被害人更换,行为人还会不会殴打,得出肯定结论则可以认定行为人随意。

实践中,无正当理由殴打他人应认定为随意,如张三、李四不相识,仅仅看李四不爽就殴打李四,可以认定为随意,因为一般的社会正常人是不会这么做的。无特定对象殴打他人应认定为随意,如张三走在大街随便找一个进行殴打。又如借故生非殴打他人也应认定为随意,这种情形是无因殴打演变形式,本来无因,自己故意创造条件故意挑起事端殴打他人。另外,在有因状态下,如果超过必要限度或者多次殴打的也应当认定为随意,如张三因李四出言不逊或者辱骂,

对李四进行殴打,如果仅仅殴打一次,可以认为属于一般人的接受范围,属于正常的民间纠纷,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依照故意伤害罪论处。但是如果张三不依不饶、多次对李四进

行殴打或许长时间对李四进行殴打应认定为随意,此种情形下的随意殴打应当包含故意伤害之故意,具有重合部分。综上所述,寻衅滋事罪的第一款首先应当明确的就是对随意的认定,认定的基本方法就是前文提到的置换法,在认定后再去考虑《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中规定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出罪条款。

(二)流氓动机支配下的“随意殴打”

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通说对寻衅滋事罪采主观解释论,即依据旧刑法的流氓罪的历史含义来探求立法者原意。根据主观解释论,“随意”属于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的主观违法要素,主要反映了行为人的流氓动机。有权解释机关已经将流氓动机作为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的行为包括以下三种: (1) 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 (2) 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 (3) 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纠纷而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此外,如果被害人对矛盾的引起或激化负主要责任,行为人不构成寻衅滋事。由此可见,随意殴打他人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出于耍威风、取乐等变态动机而无事生非; 另一种是因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而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我国大多数学者亦认为流氓动机是寻衅滋事罪必不可少的构成要件要素,具有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功能。有学者指出,“犯罪动机有的是为了逞强争霸,显示威风; 有的是为了发泄不满情绪报复社会; 有的是为了开心取乐,寻求精神刺激,获取某种精神上的满足”。流氓动机不仅是寻衅滋事罪的成立条件,还是用于区分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与造成轻伤结果的故意伤害行为的重要因素。学界普遍认为,“随意殴打他人”的“随意”主要反映了行为人的“流氓动机”,虽然一般也考察行为对象、行为场所、行为方式等客观标准,但实际上无论是主观标准还是客观标准均是用来论证是否存在“流氓动机”。具体来说,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与造成轻伤结果的故意伤害行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区分: (1)动机的随意性。寻衅滋事罪的动机是寻求精神刺激、逞强斗狠、故意挑衅等流氓动机,行为人在主观上对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存在蔑视心理,而故意伤害罪的动机一般是为了打击、报复对方。(2)起因的随意性。寻衅滋事罪一般是事出无因,或出于偶发原因而借题发挥,而故意伤害罪一般是事出有因,一般事先有争吵、纠纷等。(3)犯罪对象的随意性。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对象可能是行为人接触到的任何一个人,具有不特定性,而故意伤害罪的犯罪对象一般是与其有仇怨的人,具有明确性和特定性。(4)场所的随意性。寻衅滋事行为一般发生在公共场所,而故意伤害罪的发生地一般是行为人精心挑选的较为封闭或隐蔽的场所。(5)行为的随意性。寻衅滋事罪的殴打行为一般是持续或多次殴打,暴力程度超出一般人可以预见或可以接受的范围,而故意伤害罪一般是达到报复目的之后就停止暴力行为。因此,流氓动机支配下的“随意殴打”主要表现为殴打行为具有不合理性,侵害对象具有任意性,时间地点具有偶然性。至于如何认定行为的不合理性、任意性,有学者提出,“随意”的认定应遵循双重置换规则: “一方面,把行为人置换为另一个社会正常人,看其是否会实施殴打行为,如果不会殴打则可以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耍威风等不正当动机……如果置换为其他人后该其他人仍会予以殴打,则说明刺激的强度是足以引起殴打行为的,行为人的殴打行为就是一种正常的反应,而不是一种随意性的行为。另一方面,把被害人置换为另一个社会正常人,在同样的环境里该人实施同样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仍会殴打则是随意,如果不会则不是。”即采用客观的一般人标准来检验行为人的殴打行为是否具有随意性。事实上,这种解释是将犯罪学中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互动模式引入刑法学领域,在对行为人的殴打行为进行定性时考虑了被害人的过错是否足以诱发正常人对其实施殴打行为。由上述观点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 在故意伤害案件中,被害人遭遇侵害是因为与行为人有宿仇旧怨,他们先前存在的纠纷和矛盾激化招来了侵害。也就是说,故意伤害案件中的被害人或多或少是有过错的,而寻衅滋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几乎是无辜的。

(三)从四要件看寻衅滋事罪与其他犯罪的区别

所谓故意伤害罪,主要是指故意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他人身体轻伤以上结果的行为。故意伤害罪的表现与寻衅滋事罪的第一种行为样态,即“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情形,比较相近,因为在这种样态中,也可能会造成他人伤害的结果,因而有必要将寻衅滋事罪第一种情形与故意伤害罪加以区分。故意伤害罪与殴打型的寻衅滋事罪从整体上来说:第一,客体方面不同。故意伤害罪侵害的客体是他人的健康权利,而寻衅滋事罪所侵犯的客体系社会秩序,随机客体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具体到随意殴打他人类型的寻衅滋事罪,其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秩序和他人的人身权利。

第二,客观方面不同。故意伤害罪一般是基于一定的原因,

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因各种纠葛而发生冲突,最终造成被害人健康损害;而寻衅滋事罪的行为人只是为了精神刺激而故意无事生非、挑起事端,去侵害被害人,被侵害的目标及侵害的程度有一定的随意性。第三,犯罪主观方面不同。故意伤害罪的罪过形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而寻衅滋事罪的犯罪主观方面只包括直接故意。从犯罪目的来看,基于直接故意的故意伤害罪的行为目的就是侵害他人的健康权利,其没有破坏社会秩序的故意,而寻衅滋事罪的实施是行为人基于追求精神刺激而破坏社会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的殴打是否属于“随意”,即发泄情绪、寻求刺激、无事生非、小题大做等等,犯罪动机和主观上的随意性决定了行为人在行为前对犯罪对象的选择具有不特定性,该随其所愿任意实施的殴打行为显然对社会公共秩序构成威胁,其性质比故意伤害罪中致人轻伤的性质更为恶劣,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随意殴打轻伤的法定刑要重于故意伤害的轻伤法定刑。

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竞合的情形,应当分别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置。因随意殴打他人而造成他人轻伤的,这种情况一般定性为寻衅滋事罪比较恰当,因为行为人这样做其动机是为了追求精神刺激,其行为主要是破坏了社会秩序,故而将行为人以寻衅滋事罪定性比较合理。如果被害人的伤情为重伤,司法实践中一般将此种情况列为故意伤害罪,理由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比寻衅滋事罪量刑要重,在出现竞合的情况下,应当择一重罪处罚。

二、罪与非罪的认定

寻衅滋事罪可以认定为是结果犯,即造成犯罪结果(公共秩序混乱),或者情节恶劣、严重。至于什么样算是秩序混乱或者情节恶劣、严重在具体实践中要具体认定。但是如果不能认定为寻衅滋事罪的情节或者结果,就应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在具体实践中如果被认定为一般治安管理问题能做到定罪量刑适应就不应贸然应用刑法。刑法是保护人民利益的最后手段,并且是最严重的惩罚,它包括剥夺生命与自由,要保证刑法的严肃性就必须对刑法的使用加以谨慎。以“流氓动机”认定“随意殴打”造成了定罪混乱除却刑事政策的考虑,用流氓动机作为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实在没有正当性。首先,流氓动机强调行为人的非正常人格给社会秩序带来了潜在的危险,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改造的难易程度,但是,当这种危险性没有实现时,追究行为人的罪恶心态的责任难免有主观归罪之嫌。其次,流氓动机的含义模糊,不是法律术语。而逞强争霸、显示威风、发泄不满情绪、报复社会、寻求精神刺激、藐视国家法律等用于阐释流氓动机的词语同样十分抽象,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流氓动机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进行具体认定,导致同案不同判,违背了刑法的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常以是否事出有因来判断是否成立寻衅滋事罪,“凡是基于‘合理’的原因殴打他人的,一般为故意伤害类型; 凡无事生非、小题大做而殴打他人的,一般为寻衅滋事类型”。但是,任何故意犯罪行为都有其产生的主观原因或动机,以是否事出无因和行为的异常性为标准来判断是否构成“随意殴打”常常会造成混淆。

三、审查认定

在审查寻衅滋事类案件过程中,往往会发现寻衅滋事案件的证据一般都是言辞证据,尤其在参与人数较多的案件中。言辞证据具有不确定性,有时同一个证人的不同时间的证言都存在较大出入。而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又需要判断行为的主观动机,所以对于此类案件言辞证据的使用应当谨慎。

(一)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严格审查筛选双方言辞证据

在司法实践中,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案例中,大多都是言辞证据,也包括常见的一些一般社会矛盾引起故意伤害案件。而这些言辞证据又出入较大,基本上被告人和被害人各执一词。这就需要审查证据本着辩证的思维去分析。客观证据作为一种客观事实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方法为武器,通过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并运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社会经验来分析研究这些证据,排除矛盾,判明真伪,从零乱的材料中揭示出问题的内在联系,从多份证据中寻找矛盾点,多人证据中寻找重合点,一人多份证据中寻找供述或者陈述一致的部分以及不符合常理部分。只有身临其境,将自己置身于案情中间,才能对复杂的言辞证据加以判定。在审查言辞证据方面还可以利用前文提到的“双重置换法”换位思考、模拟情景。不能简单的听取一方观点,在两种观点中间理性判断,排除双方当事人的扩大陈述和虚假陈述。

另外,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如果未造成严重后果,立案标准是很难把握的,侦查机关一般会先初步调查,再立案。容易导致部分言辞证据系立案前收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2 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第64 条对此作了具体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材料,应当以该机关的名义移送,经人民检察院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经人民检察院审查符合法定要求,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由此可见,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经过检察机关审查,符合要求的是可以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但是,仅限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除此之外的其他证据是不能使用的。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又是较为依赖言辞证据的,所以对于立案前收集的言辞证据应当及时排除,重新收集。为了保障言辞证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重新收集的时间要及时。

(二)证据裁判规则的基础之上坚持无罪推定

证据裁判原则系:“犯罪事实应依证据认定之,无证据不得认定其犯罪事实”,即案件事实均应当有证据证明; 反推,无证据或者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存在犯罪事实时应认定为无罪。这就是证据裁判规则和无罪推定原则的联系。在认定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时尤其要遵循证据裁判规则和无罪推定原则。前文提到,认定该罪应考量行为人是否有流氓动机,其行为是否达到了“随意”标准。这两个要件都是很难把握的,尤其是流氓动机或者寻求精神刺激的心理状态,只能靠言辞证据来判定。所以,当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行为人有流氓动机或者尚存在疑问时,就应当认定行为人无罪。遵循这一原则也是防止司法实践中滥用该罪的应有之意。这需要裁判者在严格审查移交的证据,同时,对于当事人的再次询问、讯问显得更有必要。

(三)在现有证据评价模式的基础上扩大自由评价模式的运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并未规定自由心证制度,但并不影响裁判者在审理案件时自由评价证据,自由评价制度不以自由心证的确立为前提。“即使没有明确确立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为了防止裁判者滥用评价证据的自由,均设置有相应的制约机制”,所以,完全可以在现有证据评价制度的基础上适当运用自由评价模式。自由评价证据模式尤其适用于证据存在大量矛盾以及主观证据为主的案件中,而本文研究的罪名正具有该特征。自由评价无非要评价两个内容,第一,事实之认定; 第二,证明力的评定。证明力的评定又依赖于证据的信用性。在人证为主的案件中,证据评价主体主要对出具证言的人本身的可信赖性和可靠性进行审查,然后认定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当案件以言辞证据为主时,就要求证据评定者,不仅着眼于当前的言辞证据,还要考虑提供证言的人的可信赖性,这需要大量的自由判断和经验规则的运用,即要求证据评判者具有公共属性的普遍知识,再以经验规则为大前提,现有证据和待证事实为小前提,得出待证事实是否能被现有证据所证明的结论。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中,认定行为人主观是否有流氓动机,以及随意是否达到刑法入罪的随意标准,都应当根据这一规则严格评定。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严格认定对于区别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以及治安案件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对于构成犯罪的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惩处,因寻衅滋事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公共秩序和社会秩序,该罪的存在有利于市民正常生活的刑法保障; 另一方面又坚决不能随意将民事纠纷、治安案件通过刑法来科处,应严格防止寻衅滋事罪的滥用。

(四)遵循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刑罚作为最严格的一种规制违法行为的手段,往往通过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甚至是剥夺生命的方式来惩戒他们的犯罪行为,但是对于轻罪或者是过失犯罪而言教育感化往往会收到更好的社会效果。有统计显示,我国的刑事一审案件数量有增加的趋势,轻罪逐年递增,重罪明显减少。所以在轻罪和过失犯罪中应当更多的体现刑法的教育意义。而对于重罪或者屡教不改、行为人主观恶性极大的犯罪分子只有通过严酷的刑法才能达到惩戒效果维护社会安定。所以宽严相济是针对不同的犯罪体现程度不同规制手段,也是针对同样的犯罪不同危害程度给予不同的惩戒力度。寻衅滋事罪作为较为常见的故意犯罪,已经逐步渗透到年龄段更低的人群。对于初犯、仅仅是出于游手好闲等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情形或者发生在青少年人群因打架斗殴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应当本着教育感化为主、刑罚规制为辅的宽缓的刑事政策给予处理。对于那些欺辱邻里、臭名昭著的犯罪人涉嫌寻衅滋事的应当给予严格的刑事政策加以对待。总之,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在司法实务领域的认定尚存在较多问题,能够把握好“随意”的标准以及是否能够透过现有证据准确把握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无疑成为认定该罪的主要问题。避免寻衅滋事罪的滥用,规范该罪的入罪标准和证据采信还需要大量研究。

四、结语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惩罚犯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同时按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我们希望建立“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和谐社会。探求任何犯罪的原因都是希望能改善社会环境。探求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是希望能更好地做到罪责相适应。任何罪犯都必须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不能因为是罪犯就要对其另类对待,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们的社会与法律也会更加完善。


文章分类: 法院文化
分享到: